日月经天　风范长存

从1957年开始一直到周恩来同志逝世，我有幸与其他医护人员一起，参与了周恩来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并在后期被指定为医疗组组长。在与周恩来同志近20年的相处过程中，他那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先人后己的高尚品德，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无时不在激励着我。他对我的言传身教，使我受到深刻教育，令我终生难忘。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许多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关心同志无微不至

周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关心体贴同志无微不至。他经常亲自或委托我们去医院探望病中的领导、战友、遗孀、劳模等。每次探视前，他总要全面了解医院住有哪些人，唯恐探视时有所遗漏。探视过程中他常常能发现被人忽视的问题。有一次他去北京医院，发现病房电梯开动时噪音很大，他立即要求停下来，尽快进行检修以免影响病人休息，而自己坚持顺着楼梯一层层走上去。还有一次，他去医院探望战友，在病房听到有犬吠声，他马上指示将实验犬移往别处，以保证病人能安心休养。70年代初，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因病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听到消息后，周恩来同志立即驱车前往探视。当时斯特朗的病很严重，但却未输液。周恩来同志发现后立即向医院负责人询问原因，医院负责人回答说：“病人不接受。”周恩来同志批评道：“不能把责任推给病人，是你们的工作不到家”。他亲自做斯特朗的思想工作，并一直等到她输上液后才离开。

呕心沥血忘我操劳

周恩来同志心中装的只有党和人民的事业，唯独没有他自己。他就像一支蜡烛，照亮他人，燃烧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72年5月，周恩来同志被确诊为膀胱癌。在得到批准向周恩来同志报告他的病情后，周恩来同志对我们说：“我配合你们的医疗，但你们也要配合我。”我心里明白，这是说不要影响他的工作。周恩来同志每次接受治疗，都是直接从工作地点到治疗场所，甚至在出现严重尿血时竟不顾病体衰弱，停止正在进行的输血，去完成任务。一直拖到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同志才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从此他便再也没能出院。虽然住进了医院，但周恩来同志始终没有停止工作，他继续接见外宾数十次，其间，还抱病去了一趟湖南长沙，与毛主席商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以至为他体内新发现的另一个癌确定的手术日期不得不后延。1976年1月7日晚约11时，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同志微微睁开眼睛看了看我说：“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听了这话，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想到的仍然是他人。

谆谆教诲受益终生

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是最幸福的，随时都能受到世界观、人生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我是1948年12月祖国解放前夕从美国回来的第一批留学生。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加了教育工会组织的一个学习班，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和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受到了非常深刻的教育，思想上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从那时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在我的头脑中扎下了根，并奠定了我一生前进的方向。1956年1月14日，我在中南海怀仁堂亲耳聆听了周恩来同志所作的长达7个小时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指导知识分子在学习、实践中不断进步的亲切话语，一直牢记在我心中。60年代初，有一次周恩来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已是午夜时分，为使他暂时把工作放下，头脑得到一会休息，我陪他一起散步。这时，我想起了周恩来同志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便说道：“您当时谈到了知识分子进步通常经过的三条道路：一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与实践，一是经过自己的业务实践，一是经过理论学习。我对社会实践和理论学习对自己思想的影响体会较深，但却体会不到业务实践的影响。”周恩来同志停下脚步，对我说：“你谈谈你的业务工作吧。”我说，我在晚期肾结核病人中发现了一种过去并不认识的合并症，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问我为什么要研究这种病，我说，因为它常见。他又问为什么能发现这种合并症，我说，我收集了大量有关资料，发现了在以往诊断中的漏洞；他又问：你们从来都是这么研究的吧？我只能如实说过去相当多的研究是“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周恩来同志听后爽朗地笑了，说：“其实，你已经受到了业务实践的影响，但你没有自觉。你从病人的实际出发，全面分析解决了问题，你的思想已经起了变化，这就是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周恩来同志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这次38年前的“个别指导”令我终生难忘，永远铭记在心。

我们这些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多年的医生都知道，每次向周恩来同志汇报病人的情况，他都要问一系列问题，不仅要听结论，而且要说清得出结论的依据以及治疗方案。因此，除了病历和诊断资料外，我们还要夹着灯箱，带着显微镜，拿着图谱、X线片，装着模型，随时准备给周恩来同志作演示。遇到弄不清的问题，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他也不会怪罪，如果想敷衍塞责就大错特错了。记得在“文革”期间一次会议上涉及到医学界某个同志的历史问题，汇报者谈到该同志曾被捕过，周恩来同志问道：“究竟他是在什么地方被捕的？”其中一位军代表搪塞说：“是在武汉和重庆之间被捕的”。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同志一听就火了：“你这叫什么话。你给我说说，当时从武汉到重庆，什么地方在日本人手里，什么地方在咱们自己手里？”对那个军代表严厉教育了一番。这就是周恩来同志的性格，认真严肃，一丝不苟。每次我们向他的书面汇报中用错的标点符号，他都逐个用红笔加以改正。一次我就一个病人的病情向周恩来同志作书面汇报，写到病人体温是37度8，周恩来同志在旁边加了个括号：“昨天38度2”。我拿到报告后对他的记忆力惊叹不已，更钦佩他考虑问题的周密、细致和严谨。

周恩来同志经常说：“凡事预则立”，即有准备便能成功。他考虑问题既深入又仔细。60年代后期，周恩来同志派我到国外去了解一位病况十分危重的病人的病情，并在24小时之内回国汇报。那位病人因心肌梗塞和肺炎已到了危重阶段，生命随时都可能终止。我努力做了深入了解并带回了各种数据。我作了全面汇报并回答了周恩来同志的一系列细节问题。在即将结束汇报时，周恩来同志问：“肺炎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我说：“大范围肺炎，但X线片照得不很清楚。”接着他又问：“用什么牌子的X线机照的？”我说是用床旁的X线机照的，不知是什么牌子。他又问：“你看到X线机没有？”我说：“没看到”。当时我对周恩来为什么要问那些细节感到不解。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为了千方百计抢救患者，周恩来同志不放弃一线希望，要我再带一组医务人员前往，其中包括一位放射科专家，如果前一次出国时注意了是什么牌子的X线机，便可选择熟悉那种X线机的专家。

在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的那些岁月里，许许多多点滴的小事都对我的为人处事和工作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谆谆教诲，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在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的时候，仰望他的伟大形象，缅怀他的一言一行，更鞭策自己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努力作出贡献。我们要学习周恩来同志的高尚品质，继承周恩来同志的革命遗志，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团结一致，扎实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